我在前文《五谷为养话小米》谈了大米早已取代小米，成为国人的主粮。水稻也是我们国家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，也有近万年的历史，周边各国都是从我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中引入水稻种植技术的，而且他们早已把大米当成主粮，如朝鲜、日本等国。我们国家地域辽阔，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关系，我国南方可以一年两熟、两年三熟，甚至一年三熟，水稻产量比较高，因此南方人喜欢吃大米，也能够吃得上大米，而东北人把大米当做自己的主粮应该是在最近40年的事。
黑龙江种稻历史悠久，但只在局部
在东北，种植水稻可追溯到唐代，黑龙江省东南部有个渤海古国，是东北最早种水稻的地方。这里种水稻占天时地利。火山爆发后，形成的熔岩台地上有20～30厘米腐殖质土层，在这上面种植水稻，并利用镜泊湖水灌溉，生产出著名的“响水大米”。这种大米颗粒饱满，形如珍珠，晶莹剔透，一直是历朝的贡品，专供皇室所享用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成为国宴用米。因限于地理位置、地形、小环境气候等因素，响水大米产量极为有限，至今不过年产2000吨，普通百姓是难以吃得到的。根据地理位置和有关历史资料，我判断朝鲜和日本都是从古渤海国学到的水稻种植技术，但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早已成了以大米为主粮的国家。
其次就是举世闻名的五常大米，也不过200多年的发展史。乾隆时期朝廷派遣北京的旗人贵胄到此建立村屯，并招募部分朝鲜人，在五常拉林一带种植水稻，为皇室提供优质大米（后面详叙）。
除这两处外，广袤的黑土地，多年来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。
1958年，我上初中时，语文课本有一首诗“塞外，塞外，多少年来多少载，荒草悄悄长，野花默默开，千里沃土不长稻和麦……”（到现在只记得这几句），由于气候的原因，过去黑土地上一直以种植大豆、玉米为主，兼有小麦和杂粮。一直以来老百姓的主粮就是苞米面、大碴子、小米、高粱米、豆类和少量面粉。
黑土地开发缘何姗姗来迟
在北京社稷坛（五色土）中的黑土排列在北方，就是指东北广袤的黑土地，属于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，而其中面积最大、土质最佳的就是黑龙江三江平原，号称“北大荒”。黑土层最厚可达100厘米，有道是“捏一把土出油花，插根筷子也发芽”。
然而，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由于地处边关，纬度较高，天气严寒，人烟稀少，黑土地开发很晚。清朝入关以后，皇家认为这里是其祖上发祥地，有龙脉，不可随意动用，故采取封禁政策。更为严重的是对于边界疏于管理与防卫，使得沙俄有机可乘，致使大面积国土沦丧。尤其是在1860年（咸丰十年）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，火烧圆明园。沙俄乘人之危，对清政府进行敲诈，强迫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《北京条约》致使黑龙江以北、乌苏里江以东大面积国土划归沙俄。这也沉痛地教训了朝廷，从那时起才逐渐开禁。
清廷拉开解禁序幕，大量汉人出关进入黑龙江，遂开始开垦这片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，这就是闯关东。上世纪初，朝廷开始在鹤岗一带放荒垦殖，为关内的移民放地，开始有村屯建立，且逐渐增多，如鹿迹山屯、鹤立屯、夏家窝棚等。
哈尔滨南部土地开发早于鹤岗，第一批到这里开发黑土地的并不是汉人，而是八旗子弟，乾隆九年（1744年），朝廷派出3000户八旗贵胄到拉林（现五常市拉林镇），他们到这里有两项任务，一是保护满族祖先的发祥地，守住龙脉，另一项就是开荒种地，为北京皇家提供粮食，屯垦戍边。这些八旗子弟放弃在京城优越的生活，在拉林建立了数十个旗民村屯，出则为兵，入则为民，有事征调，无事耕猎。他们守卫清朝的北大门，并带来了丰富的京旗文化。
现在，这些八旗子弟的后人，都改用汉姓，如郎姓、富姓、何姓，他们原姓为何图里氏，赫舍里氏，叶赫那拉氏等，原本是和珅、索额图等人的后裔。他们至今还保留着部分北京旗人的风俗习惯，说话仍带有京腔。因此，拉林镇被称为京旗文化的摇篮。我在鹤岗认识一家来自拉林的郎姓满族人，忠厚朴实，勤劳肯干，没有一点北京八旗子弟的恶习。我觉得现在的五常大米誉满全国，与这些八旗子弟的后裔吃苦耐劳、勇于拓荒的精神不无关系。
闯关东大潮，推动了黑土地的开发，为以后发展水稻种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鹤岗地区种稻始于萝北
由于地处北纬47度，天气严寒，鹤岗地区种水稻只有百余年的历史，南郊鹤立、新华一带开发水稻稍早一些，而北郊萝北、绥滨较晚。
清末民初，安徽人程汝霖主政萝北县，此人很有头脑。他很看好萝北肥沃的黑土地，可是当地农民只在岗地种大豆、玉米等作物，而大片的河套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，老程感到十分可惜。他曾劝农民把河套地充分利用起来，种植水稻，那时候老百姓都认为这里天气严寒，不适合水稻生长，一时间未被接受。程汝霖看到江北的俄人却有水稻种植，那里更是寒冷，于是他亲自下田搞试验，也让他的家属参加，并到百姓田里指导种稻，第一年即获成功。程汝霖走遍萝北全县传授种稻技术，并调查水稻种植面积、产量、效益等。
为了进一步鼓励老百姓开发河套水田，程汝霖上奏朝廷，给予种水稻的农户免升科（免税）的优惠政策，很快获得批准。于是，萝北一时间兴起种水稻的热潮。使得萝北沿黑龙江、嘟噜河一带大片涝洼地得以充分利用，变成水田，从那时起萝北有了稻田，老百姓能吃上大米了。但是好景不常，1931年来了“九·一八”。
东北人的黍离之悲
伪满时期，日本为了长期霸占东北，还从日本本土派到东北大量的移民，称为“开拓团”，它其实是准军事集团，既疯狂掠夺中国的粮食资源，也监视中国老百姓。在鹤岗南郊有4个日本“开拓团”，迁来2100多名日本人，共侵占中国农民土地75万余亩。在萝北日寇建立“满洲拓殖株式会社”，强行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，这些日本“开拓团”在我们的土地上种水稻，他们的祖上是从我们国家学到的种稻技术，他们很会种稻，他们还迫使被他们霸占土地的农民为他们种稻，所生产的大米必须悉数交给鬼子，中国农民自己一粒也不许吃，否则就说你是“经济犯”“国事犯”，轻则坐牢，重则掉头。
日伪当局残酷压榨盘剥中国老百姓，还炮制出“粮谷出荷”政策，何谓“出荷”？是用中文书写的日本话，即日本侵略者以极低的官定价格，用极其野蛮的方式，掠夺东北农业资源的卑劣手段。农民一年到头所收的粮食，大部分被日寇夺走，这些粮食都被日寇用于战争和运回其本土。
还有“配给”制度，日伪当局对大米、面粉及其他粮食，还有生活用品实行“配给”，日本人、朝鲜人（投靠日寇者）、伪官吏有“特别配给票”，可以领到大米、白面，而中国老百姓只能领到少量的苞米面、小米、高粱米等。这就是：“打粳米、骂白面、不打不骂小米饭”的来历，以后中国人连小米饭也吃不上了，只能吃混合面和橡子面。
1945年8月10日，在鹤岗的日寇已经预感到他们即将灭亡，纷纷逃跑。这一天实际上等于鹤岗光复。鹤岗的老百姓在日本鬼子统治的14年中，缺衣少食，挣扎在死亡线上，看到日本鬼子跑了，打开仓库，往外搬东西，有大米、面粉、饼干、罐头等。吃了14年橡子面、混合面的鹤岗人第一次吃上大米和“洋白面”。
稻花香里说丰年
1948年春，新中国第一个国营农场——绥滨军垦农场，在鹤岗所属绥滨县建立，一声哨响，开发北大荒第一犁破土耕田。
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北大荒迎来了十万专业官兵和大批“知青”，在鹤岗建立了宝泉岭农场管理局，下属290、绥滨、江滨、共青、军川、新华等14个大型国营农场，对北大荒进行二次开发，建立宝泉岭农场管理局（今北大荒集团），使“北大荒”变为“北大仓”。
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整个北大荒进行了一场“旱改水”的农业革命，打破老传统，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广泛种植水稻。在寒带水稻之父徐一戎的指导下，水稻播种面积、亩产逐年提升，至1999年，北大荒的水稻种植面积已达千万亩，亩产早已突破千斤。在鹤岗近郊团结乡、新华镇也都大面积种水稻。水稻历来是高产粮食作物，早在宋代就达到亩产450斤，现在鹤岗周边地区水稻亩产都在千斤以上，因此种水稻生产大米必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北大荒是大农业，种水稻更能体现出大农业的特点，从工厂化育秧开始，插秧、施肥、田间管理，直至收割全部机械化。
鹤岗的大米是东北大米的典型代表，只因土质肥沃，富含有机质，水量充沛，日照时间长，生长期长等优势，这水稻吸收大自然的能量，得天地之真气。因此这里的大米营养丰富，颗粒饱满，看外型如似珍珠，晶莹剔透，富有光泽，做成米饭，米香味浓郁，口感软糯而富有弹力，黏腻而不粘牙，又很抗嚼，可以空口吃，不必就菜，越嚼越香。
北大荒占尽天时地利人和。北大荒的国营农场及其广大职工很伟大，中国农民很伟大，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科学实践，改变了中国人的粮食结构，让大米堂而皇之地以主粮身份登堂入室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历史上曾有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“苏常熟，天下足”等说法，我以为现在应该为“龙江熟，天下足”。2024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为8001万吨，连续15年位居全国第一，其中水稻产量2718万吨（2023年数据），占粮食总产量的1/3以上。黑龙江只有3000万人，平均每人拥有2.67吨粮食，其中近1吨水稻。手中有粮，心内不慌。有人说黑龙江可以养全国1/3的人口，此话并非妄言。
